夯筑产业基石 支援全国抗战 铭记峥嵘岁月 传承民族精神

作为全民族抗战的大后方，大量厂矿、企业在抗战期间搬迁到云南。相关数据显示，1940年仅昆明地区的主要工厂企业就达80个，这些企业成为战时重要的经济支柱和工业支柱，为抗日战争最终的伟大胜利提供了有力支撑。

中央机器厂

淬炼国防机械

中央机器厂创建初期的大门。 通用技术集团昆明机床股份有限公司供图

1937年全面抗战开始，原拟建于湖南湘潭的中央机器厂，因战局危急迁址云南昆明。1938年4月选定昆明北郊茨坝为厂址，同年5月，5000余吨器材从株洲起运，部分经广州、香港、越南海防转滇越铁路抵昆，工厂与仓库暂租民房维持运转。

1939年6月茨坝厂房建成，9月9日举行建厂典礼，成为中国首座大型国营机器制造厂，资源委员会称其“规模设备，在全国首屈一指”。迁建中，日军登陆越南后，存于海防的300余吨器材遭日军劫掠，1941年工厂又遭轰炸，但员工仍提出“意志不拔，坚挺到底”“致力生产，献身国防”“善用国家机器，创造民族武力”的行动口号坚持生产。1943年工厂进入鼎盛期，产品达6大类54种，达滇、川、康、陕、甘、黔、桂、湘等8省。

1953年，中央机器厂更名为昆明机床厂，产品填补多项机床工业空白，及时满足了各工业生产部门和国防科研的需要，远销42个国家和地区。

2022年中国通用技术集团重组昆明机床，2023年迁至杨林新基地，2024年营收突破5亿元。

云南日报-云新闻记者：杨抒燕

中国电力制钢厂

浇铸钢铁心脏

1943年，中国电力制钢厂汽锤锻钢。 昆明钢铁控股有限公司供图

1938年，国立中央研究院工程研究所被迫南迁云南。此时，云南当局紧急提出创办钢厂的申请并很快获批。1939年，中国电力制钢厂正式成立，一场与时间赛跑的“钢铁突围战”就此打响。

选址昆明安宁时，工程师们看中的是当地丰富的水电资源和铁矿石储量。没有现成厂房，工人们就自己搭茅草棚；没有进口设备，就拆解报废火车头自制炼钢炉。白天头顶日军空袭警报，夜晚就着油灯调试设备，硬是在荒山野岭建起了一座现代化钢厂。

抗战期间，中国电力制钢厂生产的钢材供应了全国30%的军工需求。从1941年至1945年，工厂共生产主产品钢锭、钢材、钢铸件1443.173吨，其中仅钢材品种就有普通低碳钢、优质碳素钢、镍钢、镍铬钢、磁性钢、高速工具钢等。该厂的产品提供给军工系统的第二十一、二十三、五十二、五十三等兵工厂和第五军、战时生产局、国防工程处，以及中央机器厂、耀龙电力公司、云南纺织厂等48家工厂、公司和矿山，为支援抗日战争作出了贡献。

云南和平解放后，昆明市军管会接管电力制钢厂。1950年4月，电力制钢厂电炉恢复生产，为新中国提供急需的钢材。1953年与云南铁厂合并，1955年更名为昆明钢铁厂，昆钢的简称沿用至今。

云南日报-云新闻记者：陈晓波

佛海实验茶厂、顺宁实验茶厂

致力实业报国

凤庆县石安村滇红茶厂。 云南昌宁红茶业集团供图

佛海茶厂老厂房。 云南大益茶业集团供图

1938年夏天，中国茶叶公司派专员郑鹤春与技师冯绍裘到云南调查。冯绍裘很快在凤庆县试制红茶成功，中国茶叶公司与云南省政府随即协商开发云南茶业。随着一系列工作的展开，云南中国茶叶贸易股份有限公司拟定在顺宁（今凤庆）、佛海（今勐海）及宜良三地设立茶厂。

1940年1月，“中国茶叶贸易股份有限公司佛海实验茶厂”正式成立。佛海茶厂的目标是生产红茶和老青砖，红茶卖给英国和美国，青砖卖给苏联，以便获得丰厚外汇给国家买武器打日寇。1941年，随着制茶机器的顺利运作，茶叶的生产、收购和外销工作也未曾间断。

自1940年起，勐海茶厂历经了“佛海实验茶厂”“佛海茶厂”“西双版纳茶厂”等十次更名，但始终与国家及中国茶叶贸易股份有限公司紧密相连，直至2004年企业改制，勐海茶厂由国企转变为自主经营的民营企业，走向了市场化快速发展的道路，并以勐海茶厂为核心组建成立了云南大益茶业集团，开启普洱茶行业新篇章。

与此同时，顺宁实验茶厂负责“滇红”的试制生产和运销工作。首批云南功夫红茶生产出来后，借鉴国内其他红茶产品多以产地命名的特色，同时又想借早晚红云寓意其中，故定名“云红”，运交国民政府中央财政部贸易委员会设在香港的富华公司转销伦敦，每磅以800便士高价出售，创国际红茶市场价格新高。1940年后以“滇红”定名，从此名冠全球。新中国成立后，由于经济社会发展和建设的需要，曾有“一吨‘滇红’换10吨钢”的说法。

云南日报-云新闻记者：王淑娟

雷允中央飞机制造厂

留存航空记忆

1934年8月，国民政府为发展飞机制造业，在杭州成立中美合资的中央飞机制造厂。1937年工厂遭日军轰炸后被迫西迁。1938年9月，监理邢契莘与总干事王巍受命赴瑞丽选址，勐卯土司代办刀京版无偿划出南宛河畔土地，各族同胞奋力赶工，半年建成含完整厂房、车间与机场跑道的飞机制造厂。

1939年7月，雷允飞机制造厂正式投产，成为中缅边境线上崛起的航空堡垒、飞虎队的后方核心阵地。1940年10月，厂区遭日军轰炸，飞机制造被迫停顿，经抢修次年恢复生产。1941年，该厂秘密协助组建美国志愿援华航空队——飞虎队。1942年缅甸战事失利，工厂被迫撤至昆明后解散。全厂累计组装、改装、维修战机260余架，为抗战作出重大贡献。

2001年，“滇西抗日战争雷允飞机制造厂遗址”纪念碑设立；2012年，遗址被公布为德宏州文物保护单位；2019年，入选“中国工业遗产保护名录（第二批）”，留存下珍贵的抗战工业记忆。

云南日报-云新闻记者：李承韩 通讯员：蒋薇 明雄忠

中央电工器材厂

成就工业摇篮

工人生产电线。 昆明电缆集团供图

中国自己制造的第一根导线实物样品。 昆明电缆集团供图

昆明电缆集团是中国民族工业史上首家电线电缆企业、第一根导线诞生地，被誉为“中国电线电缆工业的摇篮”。

20世纪30年代初，受“实业救国”浪潮推动，中央电工器材厂筹备委员会在昆明西郊马街子建厂。老一辈昆缆人赴英、德等国学技术、引设备，克服无技术无设备的困难建成工厂。1939年7月1日，中央电工器材厂第一厂投产，终结“洋电线”垄断，“昆电工牌”商标沿用至今。抗战期间，工厂遭日军轰炸与封锁，在危局下，员工及家属奋力抢修，保障生产，1939年至1945年共产导体4400吨、近20种产品，供应非敌占区市场。

新中国成立后，工厂多次更名，2009年定为昆明电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。其产品助力众多国之重器与重点项目，并出口数十个国家，是名副其实的“中国驰名商标”。2016年，集团迁至昆明高新区现代化园区，迈入智能制造新纪元。

云南日报-云新闻记者：杨抒燕

兵工署军用光学器材厂

开启光学事业

我国第一具军用望远镜。 中国光学历史博物馆供图

中国光学历史博物馆入口。 中国光学历史博物馆供图

我国第一具枪瞄。 中国光学历史博物馆供图

1936年，兵工署军用光学器材厂筹备处在南京成立。抗战爆发后，工厂辗转重庆、昆明柳坝，最终落户昆明海口。1939年元旦，中国第一个军用光学器材厂在这里诞生，肩负供应前线光学装备的使命。因空袭威胁，工厂凿开海口岩壁，建成13条总长近1800米的地下隧道。洞内，龚祖同带领团队攻关，仅3个月便造出完全国产“6×30”军用双筒望远镜，后续测远镜、炮瞄镜等器材不断由此送往前线。

这座代号“二九八”的工厂，创下多个“中国第一”，如第一条光学玻璃熔炼生产线、第一支红外变像管等，王希季等8位院士曾在此深耕。2016年，工厂旧址改建为中国光学历史博物馆，设主馆、厂史馆等四大区域。

如今，“国营二九八厂址旧址”已入选第四批国家工业遗产名单，参观者可在此感受中国光学事业从无到有、自强发展的脉动。

云南日报-云新闻记者：王璐瑶

昆明水泥股份有限公司

终结“洋灰”依赖

20世纪40年代工厂（二台立窑）全景。 本报通讯员 杨华 供图

1939年，国民政府迁都重庆后，西南成抗战后方，企业内迁催生大量水泥需求，但当时水泥全靠进口，云南因交通不便陷入“水泥荒”。

危急时刻，华中水泥厂厂长、留德专家王涛与云南富滇新银行行长缪云台联手，联合富滇新银行、中国银行、交通银行、新华银行四家金融机构及华中水泥厂，成立昆明水泥股份有限公司。建厂之路受阻，订购设备遭日军截留，股东两次增资至300万元以渡难关。王涛与裘燮蕃、胡庆泉等工程师仅用3个月，完成中国首座自主设计的半机械化立窑水泥厂蓝图，选址昆阳海口磨盘山。

1940年12月，首台自主设计的φ2.5×10米立窑点火，终结“洋灰”依赖史，产出的水泥支撑着滇缅公路、机场、城市等建设，后为保障驼峰航线建设的物料供应，开通第二条生产线。

新中国成立后，该厂成为云南唯一水泥厂，孕育了中国最早的立窑技术，推动全国建成2000余台立窑，培养大批人才。2015年，为响应滇池治理主动停产。如今，老立窑入选省级文保单位、国家工业遗产，见证了民族工业的坚韧与生态转型。

云南日报-云新闻记者：王璐瑶

裕滇纺织股份有限公司

保障军需民生

20世纪40年代生产场景。 云纺博物馆供图

1934年，留美归来的缪云台受命筹建云南首家现代机器纺织企业。他赴沪采购英美设备，经滇越铁路、滇缅公路运抵昆明。1937年，云南全省经济委员会纺织厂正式开工生产，终结了“洋布”充斥、手工土布衰落的百年历史。

1938年，云南省政府与富滇新银行集资，在纺织厂旁成立裕滇纺织股份有限公司，1940年投产，1942年建西山分厂扩能。1937年至1945年，两厂累计产棉纱1.42万吨、棉布985.5万米，成为战时军需民生的重要基地。其间，云纺为滇军第60军赶制400匹“飞鹰旗”布料，助力前线；作为西南联大实习基地，还多次捐物支援抗战；1944年赠飞虎队72条手帕、优惠供布。抗战后，两厂募集伤病军人善款，为返乡员工发带薪假与遣散费。

1950年，两厂合并为云南纺织厂，成为社会主义建设与改革开放期重要棉纺基地，1989年棉纱产量超1.5万吨。1992年改制后建螺蛳湾批发市场；2013年转型文化商业，2017年定位“城市级超区域主题化文创商业中心”，获国家专项资金支持；2023年开启数字化转型，2024年获“云南老字号”等称号，续写辉煌。

云南日报-云新闻记者：陈晓波

罗炳辉将军纪念馆

抗敌驱寇雪国耻

罗炳辉将军纪念馆。云南日报-云新闻记者 陈飞 摄

1989年中央军委对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60多年来众多高级将领进行了全面评价，并于同年11月29日在《人民日报》上公布了第一批确定的33名军事家的名单，罗炳辉是其中唯一的云南籍军事家。

罗炳辉1897年生于彝良县角奎镇阿都村偏坡寨，家境贫寒。1915年，18岁的他投身滇军，参与护国战争、北伐战争，升至营长。1929年，受革命思想影响的他率吉安靖卫大队起义，加入红军，毛泽东赞其为“一心追求真理的将军”。此后，他投身解放事业，1946年6月，任新四军副军长的他在山东枣庄指挥作战后，积劳成疾逝世。

虽然从1915年离乡后未再返乡，但罗炳辉始终牵挂故土。1939年，他在抗日前线得知父亲去世，因军务无法奔丧，写下《祭父文》自责“生不能养，死不能葬”，却誓言“誓歼倭寇奠先灵”。随后率新四军五支队开辟淮南抗日根据地，抗战中歼敌6.1万余人，建立17个抗日民主政权。其《祭父文》现存云南省博物馆，挽联藏彝良县文管所，1979年刻碑立于其父亲墓前。

罗炳辉故居原屋已毁，1986年被列为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，1987年在原址按原貌重建3间土木草房。2017年，故居扩大保护区范围、修柏油路、增亭阁花草，成为省级爱国主义教育基地。2006年，其女罗鲁安主持出版《罗炳辉文集》，传承父亲精神。

从乌蒙山走出的罗炳辉，以一生诠释民族大义与革命担当，是云南的骄傲，更是中华民族的英雄，人民永远铭记其功绩。

陈祖英（作者单位：省委党史研究室）

云南驿机场遗址

生命航线中转站

云南省博物馆举办的“大动脉—抗战时期的中国经济社会主通道与生命线”展览。 云南日报-云新闻记者 陈飞 摄

游客参观昆明飞虎队纪念馆。 云南日报-云新闻记者 陈飞 摄

1942年5月，日军侵入云南切断滇缅公路，英美盟国支援中国抗战的物资无法运进，中美遂开辟驼峰航线。位于祥云县的云南驿机场，便是这条“空中生命线”上的重要驿站。

这座机场始建于1929年，原为商用机场。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后，云南当局征用机场附近1000余亩土地，调集数万民工，以人力挖土、运土、运石和拉大石碾子夯压的方式扩修，将其改为军用机场。抗战期间，经过4次续建和扩建，云南驿机场拥有跑道3条、滑行道4条、疏散用道25条，停机坪10个、飞机掩体25个、专用公路5条。美国空军基地司令部令美军第14航空队的第25战斗机队和第23运输机大队曾进驻于此，高峰期驻场美军达3000余人。

日军视云南驿机场为“眼中钉”，1940年至1944年间先后轰炸15次。1943年3月的轰炸中，2万余民工未能及时疏散，2400多人丧生；1944年3月26日，日军投下300多枚炸弹，又致千余名民工遇难。据不完全统计，日军轰炸共造成修建机场的民工和附近群众1.4万余人死亡、4600多人受伤，50余架飞机损毁。

作为驼峰航线空运战略物资的关键中转站，这里最繁忙时每2分钟就有1架飞机起降。1942年5月至1945年8月，中美通过航线运送了70多万吨战略物资、3.3万余人，支援中国抗战。1945年日军投降后，美军撤离；1949年，机场被废弃复垦。

如今，云南驿机场已不再起降战机，却永远铭记着中美并肩抗击法西斯的历史，见证着中华民族不屈的抗争精神。

余红（作者单位：省委党史研究室）

松山战役遗址

英烈忠魂守山河

松山战役遗址。 云南日报-云新闻记者 周灿 摄

103师抗战阵亡将士公墓。 本报记者 周灿 摄

滇西松山，高黎贡山一脉，雄峙怒江西岸，俯瞰惠通桥与滇缅公路，西距龙陵县城30公里，是扼守交通要道的战略要地，被西方记者称为“东方的直布罗陀”。这里曾发生过惨烈的松山战役，如今是全国重点抗战遗址与爱国主义教育基地。

1942年日军占领松山后，强征千余名民夫修筑纵深数十公里的野战要塞式防御体系，7个据点群环环相扣，子堡深埋地下，可抵御500磅重型炸弹，日军宣称能坚守8个月以上。1944年5月，中国远征军横渡怒江，揭开滇西大反攻序幕。6月4日，远征军首攻松山，因雨季雾气、植被遮蔽及日军坚固工事，以第71军新28师为主力的各攻击部队伤亡近1700人，仅扫清外围阵地。

随后，第8军接防发起9次攻击，与日军展开消耗战。荣2团3营一次攻击后仅余18人，103师几乎打光直属连队。历经百余天激战，远征军最终摧毁日军工事，歼灭守敌1280余人，生俘28人（含慰安妇），自身伤亡7773人，其中4000人壮烈牺牲。战役后，松山尸横遍野，焦土殷红，山头因炮火轰击被削掉一大截。

如今，登上松山，402尊远征军将士雕塑静立，弹痕累累的古榕、阵亡将士公墓碑、密如蛛网的战壕与弹坑，以及爆破日军主堡留下的巨大土坑，仍诉说着当年战事的惨烈。军旅作家余戈以“微观战史”还原战役细节，越来越多人循着史料来到这里，缅怀先烈。

“静静的，在那被遗忘的山坡上，还下着密雨，还吹着细风，没有人知道历史曾在此走过，留下英灵化入树干而滋生。”轻风拂过，诗人穆旦的诗句仿佛还在山间回荡。松山战役的历史从未被遗忘，它是中华民族抗战精神的见证，镌刻在滇西的红土地上，成为永恒的丰碑。

张李明（作者单位：省委党史研究室）

元阳边疆联合抗日游击队组建旧址

共赴国难显担当

1941年6月，滇越边区游击支队副司令、建水勐弄第九代土司白日新牵头，联合滇南多地土司，赴蒙自谒见国民党第一集团军总司令卢汉，请求组建一支边疆抗日联合游击队。获批准后，白日新被任命为总指挥，授少将军衔，游击队下设6个大队，提出“协同一致，共同抗日”口号，成为滇南边陲抗敌力量。

1943年3月，卢汉召集边疆十八土司商议扩编，白日新升任总司令（中将军衔），各大队长升为游击司令，队伍扩为8个司令部，番号“咨尔多士为民先锋”。白日新还在勐弄司署开设军事干训班，培训百余名学员，提升队伍战力。同年秋，白日新病故，永乐土司普国泰接任总司令，后吸纳小土司扩编为10个司令部，番号改为“共同联合起来固我边疆”，并增设参谋、军医等岗位，规范管理，武器部分由集团军配发、部分动员购置，实力显著提升。

抗战期间，这支游击队为稳定滇南边疆、抵御日军发挥了积极作用。1945年抗战胜利后，队伍被撤销，其事迹渐被淡忘。

距元阳县城57公里，位于攀枝花乡保山村委会攀枝花村的清代土长寨白氏土司衙署，也称勐弄司署，建于清光绪十五年（1889），见证了这段历史。该司署占地4006平方米，1983年被列为红河州级文保单位，2004年重修，2011年列为红河州抗战遗址，2014年设立纪念碑。滇南土司们的抗日壮举，彰显了中华民族共赴国难的家国担当，成为抗战史上不可磨灭的一页。

卢志学 马玉强（作者单位：元阳县委党史研究室）

邱际彤（作者单位：红河州委党史研究室）

开远日军洽降地旧址

御敌安边迎胜利

开远市某部驻军营区内的大操场，曾是中国陆军第一方面军司令部旧址。1945年日军在此洽谈受降，抗战胜利后还举办过庆祝活动，1948年曾筹资修建受降纪念坊与纪念亭，如今纪念亭已拆，旧址仍见证着那段历史。

全面抗战爆发后，云南积极投身抗敌。1937年，龙云响应号召，将滇军的6个旅编为国民革命军第60军开赴前线，后又组建第58军、扩编新3军，近20万滇籍将士奔赴抗日前线。随着省内兵力空虚，1938年起，日军频繁轰炸云南多地及交通枢纽，滇南逐渐成为抗敌前沿。

1940年，日军胁迫法国签订军事协定，控制越南，滇越铁路中断，滇南防御告急。龙云多次急电中央调兵，60军奉命回滇，第一集团军总司令卢汉组建集团军司令部指挥防御。1941年，日军增兵越南，关麟征率部入滇协防，滇南形成多线防御体系，各族群众全力支援，土司组建游击队，驻军采纳建议实行兵力轮换，防线严密，连盟国武官都赞叹不已。此后5年，日军虽多次袭扰，却始终未能大规模进犯滇南。

1945年3月，第一、九两集团军合编为第一方面军，卢汉任总司令，司令部驻开远。8月日本投降后，该方面军奉命入越受降。9月1日，日军使者酒井干城一行抵开远，沿途民众怒目以对。2日，洽降仪式举行，马瑛参谋长宣读备忘录，日军代表签字领受。3日，卢汉传见使者，要求其速遵令执行，随后先遣参谋组人员随日军使者赴河内筹备后续受降事宜。9月28日，河内举行受降仪式，10余万中国军队分五路开赴越北。日军后来坦言，因滇南防御坚固，才放弃从滇南进攻的计划。滇南防御御敌于国门之外，开远洽降见证正义胜利，这段历史成为中国抗战史上的光辉一页。

贺光辉（作者单位：省委党史研究室）

特别鸣谢：

中共云南省委党史研究室

云南省档案馆

云南师范大学

西南联大博物馆

昆明市博物馆

总策划：何祖坤

编辑统筹：李菊娟

视觉统筹：肖靖

编辑：普孟秋 刘宣彤 赵雨桐 徐申 窦崇尹

美编：王超 郭金龙

赵行伟 杨千红制图：王超 肖靖 张维麟部分插图由AI辅助制作